谈司马光、朱熹对志界影响
2020-01-10韩章训
宋代修志空前繁荣，体例趋于定型，方志理论研究蔚然成风。这与宋代史学影响是有一定关系的。“宋代许多史家，都很注意当代史的纂修，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无论是数量之多，卷帙之大，都是空前的。在他们当中，有的采用编年体，有的编写纪传体，完全冲破了隋文帝以来个人不得私修国史和品评人物的禁令，使得史学领域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。”北宋司马光为理学开山者，南宋朱熹为理学集大成者，二者皆为宋代著名史学家。司马光代表作《资治通鉴》（以下简称《通鉴》）和朱熹代表作《资治通鉴纲目》（以下简称《纲目》）皆为宋代著名史著，皆对后世方志界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。对这些问题下文就分别予以简述。
一、 司马光对志界影响
司马氏（1019—1086）字君实，号迂叟，陕州下县涑水乡人，宝元进士，世称涑水先生。他出生于光州光县(今河南潢川县)，因以取名“光”。司马氏初除奉礼郎，历任同知礼院、同知谏院，累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、知谏院，系北宋著名理学家和史学家�！锻贰痘怕肌贰朵乘俏拧肥瞧渲饕费е�。司马氏对志界影响主要有如下三方面。
�。ㄒ唬┮允�“资治”说对志论影响。
司马氏编修《通鉴》宗旨或指导思想就是资治。有一当代学者也这样说：司马氏编修《通鉴》的“指导思想是‘资治’二字”。他曾自谓曰：“每患迁、固以来，文字繁多，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，况于人主日有万机，何暇周览。臣常不自揆，欲删削冗长，举撮机要，专取关国家兴衰，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，为编年一书，使先后有伦，精粗不杂…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，察其愿忠之意，以清闲之宴，时赐省览。监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恶，取是舍非，足以懋稽古之盛德，跻无前之至治。”由此可见，司马氏编修《通鉴》的基本宗旨就在于为“人主”施政提供历史借鉴。
司马氏这个以“资治”为宗旨的修史观，对后世修志界影响巨大而深远。自南宋始，许多学者都仿效司马氏编修《通鉴》，把资治作为修志宗旨。如郑兴裔曰：“郡之有志，犹国之有史。所以察民风，验土俗，使前有所稽，后有所鉴，甚重典也。”后李文子更是明确把《蜀鉴》编修宗旨定为“龟鉴”。他说：“既为《蜀鉴》一编，使凡仕蜀者，知古今成败兴衰治乱之迹，以为龟鉴。”元人承宋人余绪，也多把资治视为修志宗旨。如洪焱祖论《新安后续志》编修宗旨曰：此志“于贡赋之重轻，户口之息耗，以至州土吏治、风俗、人才，间亦丁宁寓微旨，庶几罗公之心焉。虽然图志之传，将以垂鉴，戒示久远。”明代修志界继承和发展司马氏思想，更加强化了修志的资治意识。有的认为，修志基本宗旨就在于资治。如唐敏说：“若曰邑之有志，专以纪事物之盛，而无资于治，则是夸张百里之美而已，又乌足与论修志之深意哉。”黄仲昭也有类似见解。他说：“昔司马文正公集古今治乱成败之迹，名曰《资治通鉴》，然则斯志也，其亦郡邑资治之鉴，与贤守令一开卷之顷，见夫户口之增损、土田之莱辟、赋税之登耗、水利之通塞，宁不思所以为民兴利除害者乎？见夫庠序之废举、学术之邪正、风俗之媺恶、人物之臧否，宁不思所以为民移风易俗者乎？倘因前人治忽之迹，而为今日是非之鉴。益之损之与民宜之则，所以资于治者。”至清代，随着理学的不断衰微，人们已经不是孤立地把资治视为修志宗旨，而是从综合角度，把存史、资治、教化、致用的有机统一视为修志宗旨。如崔应阶说：“郡邑之有志乘，犹王国之有史书，所以褒德录贤、发潜攄幽、奖风俗、兴教化，备輶轩之采录也。”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，彼时人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修志的资治意识。直至民国，还有人继承和发展司马氏的“资治”思想，把地方志视为地方各级首官的施政教科书。如顾颉刚、朱士嘉说：“假使人家说《资治通鉴》是皇帝的教科书，那么地方志也可以说是知府、知县的教科书。它可以教知府、知县怎样去‘识地理，稽户口，定赋役，别风土，观人物’，它可以‘化民成俗，考镜得失’。”一言以蔽之，司马氏作史“资治”说对修志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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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氏在编修《通鉴》中创造了先作资料长编的作史新方法。具体说来，就是把作史工作分成两步。第一步是先做好资料长编。第二步是在做好资料长编的基础上，再撰写成书。司马氏曾对资料长编工作提出这样要求：“大抵长编宁失于繁，毋失于略。”此方法对后世修志产生过一定影响。如清嘉庆间，钱泰吉在编修《海昌备志》中，就沿用司马氏创造的两步成书法。他说：“抄撮宜详备也。温公修《通鉴》，先成长编。残稿在洛阳者，尚盈两屋。蓄积成数尺，裁为一卷也。一州之志固无取繁文，然诗文撰著及金石文字有关故实者，宜备录全文，以类编次。”又如道光间陈澧，他编修《肇庆府志》也是采用两步成书法。他说：“述旧者，抄录通志、旧府志、各县志，无稍遗漏，乃合纂成一编。名曰底本，此述旧也。增新者，抄录案牍，抄录群书，抄录采访册，无稍删改，乃分类增入底本内。于是名之曰“长编”——仿司马温公修《通鉴》，先为长编也，然后加以删正。”至民国，也有人主张修志当仿司马氏编《通鉴》之法，先作长编。如傅振伦说：“昔司马温公撰《资治通鉴》三百五十四卷(内有《目录》《考异》各三十卷)，世称绝作矣。”今修《北平新志》“亦应仿而行之。凡摘录旧籍、采访报告及专门调查所得，均应分类排比，咸以年代为次，辑为《北平新志长编》。”直至当代，还有人认为司马氏所创资料长编法对编修新志仍有借鉴价值。如有人说：“编纂史书，先将有关资料加以编排、汇集、修辑，作为进一步加工精制、删定成书的基础，谓之长编。司马氏修《资治通鉴》，即按此工作程序，受到历代史志编纂的重视，相继取法。……‘长编’仍可为新方志借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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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氏继承和发展传统地理学思想，率先把地方志书视为博物书。他说：“《周官》有职方、土训、诵训之职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，以诏王知其利害。后世学者，为书以述地理，亦其遗法也。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为《两京记》，述故龙图阁直学士宋君敏求字次道，演之为《河南》《长安》志。凡其兴废迁徙，及宫室、城郭、坊市、第舍、县镇、乡里、山川、津梁、亭驿、庙寺、陵墓之名数，与古先之遗迹、人物之俊秀、守令之良能、花卉之殊尤，无不备载�？贾钗ぜ�，其详不啻十余倍，开编粲然，如指诸掌，真博物之书也。”这里所言“博物之书”意同当代广义地理书，包含天文气象、自然地理、社会历史等内容。由此可见，在司马氏看来，地方志书就是“无不备载”的“博物之书”。司马氏此说有两方面意义。一是创立了志为广义地理书说，对后世方志文本观念更新和发展有一定影响。有一当代学者亦有类似看法。如邸富生说：“司马氏从北宋宋敏求纂修的《河南志》《长安志》为出发点，上溯到唐韦述所撰《两京记》，然后将志书源头直查到《周官》的职方、土训、诵训，认为分志即源于此。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较大。”二是对扩大后世修志者视野和丰富志书内容有指津意义。
二、 朱熹对志界影响
朱熹(1130—1200)字元晦，一字仲晦，晚年自号晦庵，别号紫阳，徽州婺源(今属江西)人，绍熙十八年进士，南宋理学家、史学家。初授同安主簿，历知南康军，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等。他博学卓识，对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乐律、自然科学、哲学皆颇精通，著作甚丰，有《纲目》《朱文公集》《朱子语类》《晦庵集》《四书集注》等几十种。朱熹对志界影响主要有如下三方面。
�。ㄒ唬┳魇�“正统”观对志论影响。
传统儒家的所谓“正统”是指一脉相承和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，是与那些所谓“僭窃”王朝相对应的。“正统”观念既是中国儒家的传统观念，也是朱熹治史的一个基本主张。在朱熹看来，“只天下为一，诸侯朝觐，监狱讼皆归，便是正统。”朱熹在编修《纲目》时，曾提出“正统”观念。朱熹一方面认为，司马光编修《通鉴》并没有严格按照传统“正统”观念办事，故他说：“温公《通鉴》以魏为主，故书‘蜀丞相亮寇’何地，从魏志也。某所作《纲目》以蜀为主。”这里所言“温公《通鉴》”即指司马光《通鉴》。他另一方面又表明，自己在编修《纲目》中是一直坚持“正统”观念的。有人问：“《纲目》主意。”朱熹对曰：“主在正统。”又问：“何以主在正统？”对曰：“三国当以蜀汉为正，而温公乃云：‘某年某月‘诸葛亮入寇’，是冠履倒置，何以示训？缘此遂欲起意成书，推此意，修正处极多。”朱熹编修《纲目》的这种做法对后世修志界也有一定影响。如明嘉靖《宣府镇志凡例》曰：“凡大一统，其年号大书无俟论已。若我土属窃据之朝，则犹大书正统年号于上，见其君为天下君也，理当君我，而势不得君之也。我所属之国，则细书年号于下，见其君为我土君也，势固君我，而理不得君之也。他如南北朝相敌，朱子《纲目》固已并书，然《纲目》天下史，故宜公天下为心。今志则边镇史也，要惟示以中国为重尔。大书南号，而北号细书其下。虽统之正闰不计焉，则又见我土中国土也。中国主当君我，而夷狄主不得君之也。”这里所言“正统”就是朱熹“正统”观念的衍生物。朱熹所倡导的“正统”观念，曾被后世不少史志编修者所信奉。如嘉靖间《汀州府志》作者曰：“五代得国虽非正统，然比之伪闽、南唐偏据一隅，相去实远。故志中所记事属伪闽、南唐者，仍称五代年号，而伪闽、南唐之年分注其下。”《汀州府志》作者这种不科学做法也是受朱熹正统观念影响的结果。再如清康熙《清苑县志》主修时来敏也反对司马光做法而赞同朱熹做法。他说：“温公作《通鉴》，取千三百余年之事迹，十七史之著述萃为一书，亦云伟矣。然以正统予魏不予蜀，有遗憾。”其实朱熹所倡导“正统”观念是不科学的，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，故至民国全被修志界所摒弃。如《牟平县志》作者说：“朱子《纲目》注重正统。本县在宋、金、元三方角逐之际，迭属金、元。若按正统记事，则奉宋为主，名实全不相符，故本编通纪不得不变《纲目》体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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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书纲目体是朱熹在编纂《纲目》时所创立。此体每叙一事，必先标列提要，以大字书写，顶格编排，谓之“纲”。后叙述具体内容则用小字分注、低格编排，谓之“目”。自朱熹创造了纲目体后，许多修志者都纷纷效之。在明代，如嘉靖《光山县志》卷首《法例》曰：“纂述揭题于前，分注于后，僭法《通鉴纲目》。”“事各有断，庸显劝惩。其大至切者，谨附各条之下，僭法《纲目》发凡。”这里所言“《通鉴纲目》”和“《纲目》”皆指朱熹《资治通鉴纲目》。隆庆《丰润县志》卷首《凡例》亦曰：“今大书以叙事，分注以载言，法《纲目》体也。”在清代，则有更多志书沿袭朱熹所创造的纲目体。如《宁陵县志》作者曰：本志“书法窃取《春秋》《纲目》之微意。”王植亦述《郯县志》体例曰：“大书分列，微仿紫阳《纲目》之遗。”自朱熹《纲目》面世后，有的修志者就把朱熹所创纲目体移用到修志领域。如南宋嘉定《赤城志》、元丰《九域志》等。后在元明清诸代，纲目体志书则迅速发展。时至民国，像朱熹《纲目》那种以大书为纲、以小书为目的做法已经基本被摒弃，但在志书局部撰写上，仍然有人沿用朱熹所创纲目体。如吴宗慈论编年纪做法曰：“今取自汉以后，凡当以年次者，统合为编年纪，附于皇朝编年纪后，备一方之记载。纪以编年为名，例仿《纲目》大书分注，俾览者先知古今，了如指掌。”换个角度也可以这样说，时至民国，一方面朱熹所创造的那种以大书为纲、以小书为目的旧纲目体已基本被修志界所抛弃；另一方面，那种有纲有目和以纲统目的新纲目则大为流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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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旧籍记载，朱熹知南康军时，“到任之初”即“考按图经”。淳熙六年，他在《晓谕兄弟争财产事》一文中说：“当职昨来，到任之初，询访民俗，考按图经。”次年，又于《书石经及国子监九经（四）》一文中说：“蒙圣恩，假守兹土，到任之初，考按图经，询究境内民间利病。”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多次查考图经，基本意图有两种，或作为施政参考，或作旅行指导。用于施政参考者，如他在《晦庵集》中就曾详细记载了自己根据图经及陈舜俞《庐山记》记载，而决定修缮白鹿洞书院的完整过程。其文曰：“蒙圣恩，假守土。到任之初，考按图经，询究境内民间利病，乃知书院正在本军星子县界，而陈舜俞《庐山记》又载，真宗皇帝咸平五年，尝敕有司重加修缮。间因行视陂塘，始得经由其地。见其山川环合，草木秀润，真闲燕之区，而荒凉废坏，无复栋宇。因窃惟念太宗皇帝、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，垂裕万世之意。……此儒馆莽为荆榛，虽本军已有军学，足以养士，然此洞之兴，远自前代。累圣相传，眷顾光宠，德意深远，理不可废�？鼍衬诠鬯轮庸南辔�，殄弃彝伦，谈说空幻，未有厌其多者，而先王礼义之宫，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，乃反寂寥希阔，合军与县仅有三所而已。然则复修此洞，盖未足为烦，于是始议，即其故基度为小屋二十余间，教养生徒一二十人。节缩经营，今已了毕。”用于旅行指导者，如他在《晦庵集》卷七所载《入南康界，阅图经，感陶公、李勃、刘凝之事戏作》一诗中就这样写道：“长官定笑归来晚，中允应嫌去却回。惟有山人莫相笑，也曾还俗做官来。”民国黎锦熙在论及志书具有“旅行指导”功能问题时也以韩愈、朱熹借阅地方志书为例子。他说：“旅行指导，在昔，韩愈过岭先借《韶州图经》，朱熹下车便问《南康军志》。”
由于朱氏重视读志用志，且注意把读志用志与施政结合起来，故后人多把朱熹誉为“知务”之典范。如明朱晅称誉朱熹曰：“昔子朱子守南康，始至问及志书，识者谓其知所当务。”清毛际可亦称誉朱熹曰：“昔萧何入秦，首取图书，因以周知天下户口、阨塞之数，而朱熹宦辙所至，必先考其志乘，识者以为知务。”许多地方官也以朱熹为榜样，到任伊始就首询邑志。如“颍川张侯治奉命来尹是邑，下车之初，首询邑志而欲观之。”在民国，安徽省长吕调元曰：“朱子守南康，甫下车即询郡志。盖民生蕃耗、土地荒辟、风俗淳漓、物产饶乏、贡赋增损、吏治得失、人文振靡，与夫纲常名教之兴颓，罔不备具于志。”这里所言“朱子”即指朱熹。云南省长龙云亦称赞曰：“朱子知南康军，下车即以郡志为问。贤者之用心，其与众不同也。”上述这些都是朱熹读志用志活动影响后人的具体例子。
由上所述可知，司马光、朱熹作为宋代的两位史学大师，已经在史书编纂上赢得了常人无法企及的突出成就，而且也对后世方志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我们今天承认和研究这种影响，无论是对于进一步发展方志编纂事业，还是对于进一步优化方志编纂理论，都是很有益处的。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，故笔者试撰拙文，以求教于方家。来源《新疆地方志》第4期
